博古，原名秦邦宪，1907年6月24日生。他性格沉静，喜读古文，1921年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纺织科。在校阅读进步书刊，议论时政，向往革命，思想活跃。后往苏联留学，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领导人，曾同周恩来、叶剑英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。1946年4月8日由重庆飞延安时，因飞
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。
年轻的总书记
我父亲博古，原名秦邦宪，乳名长林，字则民。1907年6月24日（农历五月十四日）出生。父亲祖籍江苏无锡，却出生于浙江杭州。因为我爷爷秦肇煌一直在浙江做官，曾做过几个县的统捐局局长，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局长。辛亥革命以后，爷爷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律师，后因患肺结核回到无锡老家。父亲9岁时，爷爷去世。父亲是长子，有一个弟弟秦邦礼（后改名杨琳），曾担任对外经贸部党组书记、副部长，是香港华润公司的创始人，但文革中受迫害致死。父亲还有一个妹妹叫秦邦范。
父亲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32代孙。秦观本是高邮人，但南宋时，其后人迁居无锡，包括“河上秦”和“西关秦”。秦家历代科举联翩，簪缨不绝，仅明清两代，就出了进士32人。父亲属于“西关秦”，而“西关秦”的始祖是秦金，也就是父亲的十五世祖，号称“九转三朝太保，两京五部尚书”，可算“位极人臣”，大名鼎鼎的无锡“寄畅园”就是他开创的。
寄畅园又名“秦园”，是江南四大名园之一，四百多年来一直是秦家祖业，1952年才献给国家。明正德年间，我祖秦金得到寄畅园，将其扩建为花园，取名为“凤谷行窝”。秦金死后，曾任湖广巡抚的后人秦耀将其改名为“寄畅园”。清朝康熙、乾隆祖孙两帝分别六次下江南，每次到无锡均由秦家接驾，住在“寄畅园”。乾隆认为“江南诸名胜，唯惠山秦园最古”，且“深爱其幽致”，因此还特地命高手，将其绘图带回北京，在清漪园（现在的颐和园）万寿山东麓仿建一园，命名为“惠山园”。
虽然祖上很风光，但到祖父一辈已经衰落。加之父亲是革命者，很年轻就出了远门，戎马倥偬一生，39岁就遇难，没有时间去考证祖先的历史。再加上父亲一直被批判犯了“左倾”错误，我们“夹着尾巴做人”，更不敢去考证祖上这些“封资修”的东西，所以祖上的事迹，直到最近才开始披露。
父亲五六岁时，进私塾秦氏公学受启蒙教育，后来进入无锡东林小学，再后来进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小。与父亲同时上学的还有叔叔，他只比父亲小一岁。小学毕业后，因为家里实在供不起，父亲为能尽快工作支撑家里，14岁考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。而叔叔没有继续上学，去钱庄做了学徒。
孙中山去世时，父亲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。当时恽代英到苏州宣传三民主义，父亲与他一起在苏州组织了一次追悼会。在此之后，父亲加入国民党，参加国共合作。同时，他还参加了“中国孤星社”、“锡社”等进步团体，还曾做过“锡社”苏州委员会负责人。在此期间，他在《无锡评论》、《无锡新闻》、《血泪潮》等报纸杂志发表了很多署名则民的文章。
1925年，父亲从苏州工专毕业，考入上海大学。上海大学不收学费，由国共合办，很多共产党员在那里工作或教书，包括恽代英、瞿秋白，瞿秋白还是社会系主任。一年后，父亲经顾谷宜介绍加入共产党，被派到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处工作。
1926年10月，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，经过中国共产党批准，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留学苏联时，父亲取俄文名字БОГУНОВ，中文音译“博古诺夫”。后来父亲就用“博古”作为名字。在苏联，第一年主要学习马列著作和俄语。出国前，父亲不会俄语。据一些与他一同留学的叔叔、阿姨讲，他到莫斯科两个星期就精通俄语，且还能流利地翻译。有人还说是一个星期，但我觉得这有点夸张。
父亲在1930年5月回国，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高级职务，直至遵义会议被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。
遇难
1946年4月7日，母亲（张越霞）跟我说，明天你父亲就回来了。当时，父亲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，已经一个多月了。第二天，我跟着母亲去延安机场接他。当时机场人很多，五大书记都去了，只有周恩来不在，还有很多领导和群众。
大概下午两点，我们听到天上有轰隆隆的声音，大家都说，来了，来了，但看不见飞机。那天天气很不好，下了小雨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就听不见声音了。大家说，可能因为天气不好，降落不下来，可能飞到北平、西安或回重庆去了，等天气好了再过来。
后来我看到杨尚昆叔叔的《杨尚昆回忆录》记载：4月9日凌晨，美军联络组给杨尚昆打电话说，这架飞机没有回西安，也没有回重庆，失踪了。9日、10日，美军要派两架飞机到边区一带搜寻。杨尚昆叔叔当时是中办主任，把此事向中央领导汇报，中央领导要求给各边区发电报，找一下有没有飞机迫降或失事。
2005年，我去山西兴县黑茶山，那是座2400米的高山，山下有一个庄上村。我采访到一个叫张根儿的老人，当年他是民兵队队长。他给我讲：1946年4月8日那天，黑茶山天气很差，山上下雪山下下雨。那天下午听到山上响了大炸雷似的声音，可能是飞机撞山的声音，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雨停了后，村里一些年轻人上山，看到有一架失事飞机，还着了火。他们回来后向党支部汇报。当天晚上，村干部开了会，因为敌我不分，决定第二天一早8点上山把那些遗体掩埋了。晚上12点多，一个县里的同志来到他们这里说，接到晋绥分区的通知，有一架坐着我们党领导人的飞机失踪了，现在中央让我们寻找。他这样说，把这个民兵队长吓出了一身汗。如果他不来说这事，第二天上山就把这些人掩埋了。跟县里汇报后，县里的同志就说好吧，明天一早上去看看。
第二天上去，捡到了一个椭圆形的印章，已经烧得一塌糊涂，但“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”的字样还能辨认出。还捡到两个图章，一个秦邦宪的，另一个黄齐生的。这样就定下是父亲他们乘坐的飞机。县里赶快向分区汇报。晋绥分区知道后，谭震林等人骑着马就过来了。后来继续找，发现飞机上乘机人员名单，有博古、王若飞、邓发、叶挺、叶挺夫人李秀文、叶挺女儿叶扬眉（11岁）、叶挺儿子叶阿九（3岁）、王若飞之舅父黄齐生（69岁）、黄齐生之孙黄晓庄（21岁）、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（29岁）、王若飞的随从魏万吉（24岁）、博古的随从赵登俊（24岁）、阿九之保姆高琼（16岁）。另有美国机组人员兰奇上尉（C.E.Lange）、瓦伊斯上士（Dallas Wise）、迈欧（M.S.Maier）、马尔丁（E.R.Martin）四人，死难人员共计17人。他们赶快回晋绥分局，向中央发电报说，找到了，机上17人全部遇难。
老人回忆说，当时情况非常惨，比较完整的遗体有三具。后来，晋绥分区陆陆续续来人，辨认遗体。怎么辨认出父亲呢？因为他高度近视，常年戴眼镜，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，就断定是博古。黄齐生因为遗体上有白胡子根茬，只有他岁数最大，就断定是他，剩下一个是邓发，在代表团里只有他们三个个子比较高。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是叶阿九，他的遗体挂在树上，肠肠肚肚都刮出来了，但遗体还比较完整。最惨的是四个飞行员，肢体不全。后来，陆陆续续找出法币、金条、还有些散落文件，有十多麻袋。当时三个人捡到金条，包括村长，就把金条私吞了。有人看见反映出来，最后审问他们三个，村长交出了金条，受到处分，另外两个是别的村的，具体怎么处理不清楚。张根儿在这件事中成了模范，给他的奖励是肥皂毛巾。
因为山上是原始森林，没有路，后来就砍树做了简单担架顺着山滑下来。那个地方现在都还没有路，甚至大树砍下后也只有滑下来，年长日久滑出一条沟来。遗体下来以后，放在岱王庙。4月12日，在那里开了追悼会，成为第一个开追悼会的地方。有2000人参加，场面很感人，妇女带着孩子去上供，有的老乡把自己的棺材贡献出来装遗体。
然后把遗体运到岚县去，那里有飞机场。路上场面很感人，有些路很狭窄，只能一个人过，就背着棺材爬，后面的人都能顶着前面人的屁股。虽然是晚上运，但沿途经过每个村都有老乡带着供品、灵幡来祭拜。13日到岚县，开了5000人的追悼会。到延安时，参加接灵仪式的有三万多人。4月19日，延安召开追悼会，举行公祭公葬大会，五大书记题词，也是三万人参加。
除了延安，在重庆也开了追悼会，国民党的于右任、孙科、冯玉祥、张澜都题词了。甚至在马来西亚的新洲，即现在的新加坡也开了追悼会。
延安追悼会结束后下葬时，母亲让我给父亲跪下磕头，我没有磕。因为六岁孩子对死不懂。我看是个土包，心想给土包磕头干什么，并不知道里面埋的是父亲，即使母亲告诉我也不相信。后来母亲打了我，我最后跪下，但头还是没磕。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，2005年去黑茶山，我就给父亲鞠了躬。
家事
父亲去世时，我才六岁。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废寝忘食，我睡觉的时候看不到他，醒来的时候也看不到他。父亲休息时与我玩，由于他笑声大，我就叫他“母鸭子”。后来有些叔叔阿姨给我讲过，说在延安，灯灭最晚的只有两户，一个毛泽东，因为他是夜里工作，习惯了；另一个是我父亲。作为单位来说，清凉山是灭灯最晚的，因为既有《解放日报》又有新华社的编辑，他们是倒班工作的。第二天早上单位摇铃叫早班的起床，父亲也跟着起来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吃小灶，报社人员吃饭都在山下，山上没有食堂。小灶一般是炊事员送上来，但父亲忙工作吃不了，有时炊事员要把饭拿到山下去热了再拿上来他才吃。
由于废寝忘食，后来他的心脏有点变形。医生跟他说，你要注意休息，他还是没有。后来我看到他的笔记后，我就理解了，一是因为他对党的事业只争朝夕，二是他觉得自己犯了错误，今后再努力工作也没法赎回他的罪过。
父亲从工作中挤出时间作翻译工作。他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，特别是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问题》一书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我与父亲长得很相像，我找到父亲1912年的全家福，当时他五岁。在延安时，我们三个孩子与父母亲也拍了全家福，这是唯一一张父亲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，那时我也是五岁。这两张照片一对比，发现我们之间非常像。姐姐都说，活脱脱的，你最像。甚至前几年为父亲塑像时，他们就以我作模特来塑。
由于父亲整天忙于工作，对我们关注不多。我们家六个孩子，其中两个不知道生日，两个的名字都叫秦钢（大哥、二哥），三个（大哥秦钢、大姐摩亚、三姐吉玛）没见过父母。我和二哥秦钢，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，我的是自己瞎编的。二姐新华，是新华日报创刊那天生的，本来《新华日报》是1938年1月11日创刊的，但她自己弄成了11月1日，到现在，她生日还是没改过来。三姐吉玛生在苏联，原来日期也不对，后来去苏联保育院找到她的出生证明，但她身份证上的生日还是没更正过来。
我是张越霞亲生的，其他五个哥哥姐姐都是前妈刘群先的孩子。解放前，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中有三个都散落在各地，解放后才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京。大哥秦钢出生在上海，出生后就送回无锡奶奶家了，后来跟着叔叔杨琳去香港、广州。大姐摩亚也出生在上海，但未满月就送到无锡她姨妈家，13岁时，一个商人骗说带她去重庆找妈妈，她瞒着姨妈跑到重庆，却成了商人家的小佣人，直到重庆解放后，她偷偷给无锡姨妈写了一封信，才找到她。三姐吉玛在苏联出生后，群先妈妈就去世了，三姐一直住在苏联国际孤儿院，直到1950年回国。见过父母亲的就是二哥、二姐和我。两个秦钢，一个是大哥，一个是二哥。因为大哥生下来被送到无锡奶奶家，父亲因为忙于革命工作，后来把他忘了，所以二哥出生还给他取名叫秦钢。
父亲很孝顺祖母，但他只在1932年临去瑞金以前，回无锡看过奶奶，跪在奶奶面前辞行，母子俩泪流满面，这以后就再没有去看过。甚至后来他在南京那么长时间，也没有去看奶奶。到延安，父亲准备在安定以后，接奶奶到延安，但又怕老人家过不习惯，因为延安与江南气候差异很大，一直没有敢接。
父亲遇难后，叔叔怕奶奶过于悲痛，一直未把父亲牺牲的情况告诉奶奶，奶奶一直翘首盼望父亲能去看望她，接她。后来在广州，奶奶病重时，叶剑英去看望奶奶。奶奶就问，长林为什么不来看我？叶剑英就说，长林是领导人，工作忙。因此，直到1950年奶奶临终前还在喊：“长林在哪里？为什么不来看我？”我感觉，父亲一心一意为了他所说的“创造真善美的社会”而奔波，虽然经历坎坎坷坷，其理想信念始终没有动摇，一直到死。
（摘自 《先锋国家历史》2008年第20期，读者余娟推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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